“共同富裕”是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重庆探共富不仅是这个城市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设计，它更因触及发展、发展模式、发展径而成为观察深水区探索的一个醒目坐标。打开重庆的共富线图，不难发现，其指向更多的是破解“经济主义”挂帅的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缩小三个差距，并以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从而实现重庆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保障的权、发展权，社会公平的贯穿整个重庆探索，其现实价值可以百姓的基本社会，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为社会危机；其未来预期可促进社会结构的健康发育，构建人人共建共享发展的新格局，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因此，对进入社会转型全面加速期和社会矛盾集中凸现期的中国而言，如何整体理解、估价“重庆共富发展学的探价值”，如何加强中国的顶层设计，实现社会心齐气顺的公平发展和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和谐发展，这都是当下和未来需要思考和掂量的重要课题。
2010年提出民生导向的发展之，2011年又擎起“共同富裕”的旗帜；尚不富足的重庆缘何探共富，其逻辑起点在哪？“做蛋糕”和“分蛋糕”怎样合理安排，重庆发展蕴藏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重庆试水缩小三个差距的举措中，排列着怎样的逻辑结构？
初期，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委说：“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今后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做好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这就是提出共富的历史逻辑。
解构重庆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并非是排它结构，而是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不去纠结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孰先孰后，而是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既讲效率、发展，也讲公平、共享。重庆的发展逻辑是：“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重庆促进共富，就在“带”字上做了很多文章：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从而找到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如何缩小三个差距，量大面广，颇费思考。重庆破题思，力求消解痛点、难点，逻辑结构环环相扣。既有大量就业岗位的设计，又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既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又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可以说重庆缩小三个差距的整体谋划，不仅顾及当下又着眼长远，立足于标本兼治，系统安排。比如为实现群众看病方便、治病便宜这一目标，既有建设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县医院等硬件投入，也有鼓励医疗卫生人才扎根基层的激励政策，还有医药价虚高的系列设计，以及提高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实施基本公共卫生免费服务等相关举措。
破解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勇气甚至比智慧更重要。与中国崛起伴生的是，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社会上“仇官”、“仇富”心态常有发酵，各种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面对。重庆在全国各省区市当中，并不是三个差距最大的，也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却勇于挑战当前中国的“核心课题”，无论成功与否，都彰显了的。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重庆自加压力，敢于“量化”指标，并公之于众：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这些“硬碰硬”的指标，既是对人民的承诺书，也是执政者的责任状，鞭策所有干部必须全力以赴。
重庆勇气不仅在于提出共同富裕的数量指标，也在于其实现径不是“劫富济贫”、“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中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既能激发更大的社会活力；又能化解穷人的怨气，打消富人的忧虑，从而降低由于缺少方向感而引发的社会焦虑。
之前，中国在共同富裕的道上也走了弯。正如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历史的经验表明，财富并非，创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平均主义并不代表公平。只有保障每个的权、发展权，公平才能比太阳还要。从根本上讲，一些人的“仇富”、“仇官”心理实质是“仇不公”，感觉社会不公平。一些人靠非法的手段和不合理的体制暴富，普通人靠自己的努力却难以改变命运，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变窄，阶层出现固化。因此，缩小差距，关键要消除的是因为不公平的因素所带来的差距。
从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有地进城，到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激活农民资产，到提出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重庆推动的是一场伟大的“平权”运动，通过营造公平的，让每一个都享有同等的，让人人都有致富的可能，大家各得其所，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干部大搞“P”，只见数字不见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社会矛盾越多，付出的资源代价越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而重庆在思考的发展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体现共同富裕、社会心齐气顺的公平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和谐发展。
从P到GNH（Ｇross Ｎational Ｈ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重庆在探共富上迈出了的步伐。去年以来，重点研究人民生活的哪些方面幸福感、度还不够，梳理出当前群众最关心的10类民生问题，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十条决定”，计划用两年半时间投入3000多亿元，重点解决中低收入群众住有所居、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留守儿童学有所教、普通群众病有所医以及农民工户籍制度等重大民生问题。作为探共富重要举措的“民生十条”，结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改善民生提高到“战略性定位”的高度来看待，不搞零敲碎打的应急之举，而是整体筹划进行系统的制度性安排。
与一些地方把发展片面理解为投资、P，认为改善民生只是花钱影响发展的执政不同，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持久动力。说：“有人认为，抓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是一对矛盾，得先发展经济，没钱怎么去改善民生？只有做大蛋糕，才有条件去分蛋糕。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才算有钱？合理的分配促发展。事实上，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民生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动力，以民生为导向，发展之才会越走越宽。重庆干了这么多的民生工程，重庆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P几年来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去年还增了49％，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公共服务，可以提升群众的安全预期，从而其消费能力。市长黄奇帆分析，如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约要投入700亿元，但仔细算账，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完全靠市场，50多万户起码要花1000亿元，未来二三十年就得省吃俭用，幸福指数不高，消费也上不去。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多消费一两万元，可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再如推动户籍制度，据测算，城市居民每人每年消费1万多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只有五六千元，30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不仅会极大刺激消费，也让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增多，农民收入也会提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农民宅、承包地、林地等资源要求在城乡间流动，也会拉动经济发展。此外，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措施，在改善人民群活的同时，也都能增加消费，实现多赢。据黄奇帆测算，重庆现在的民生投入，未来每年将拉动上千亿元的内需。因此，重庆的民生投入，在未来将极大地促进消费，使发展方式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外延拉动，转变为持续内需的拉动。
重庆缩小三个差距的线图，不仅有基本保障的物质指标，还有听民声、解的渠道设计。重庆要求各级干部要把缩小三个差距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负责地访民情、帮民富、保民安，并区县党政干部每人每年下访12次以上，及时化解本地区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7天、新招录公务员和新提任领导干部至少30天“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全市机关干部与农村50万贫困户结对帮扶；确保群众有人听、难题有人解、利益有人。
细算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举措，需要投入数千亿元之巨，而重庆去年财政收入才1000多亿元，“小财政”如何支撑“大目标”？重庆探索给出的答案是创新。
第一是善于运用资金的杠杆作用。黄奇帆说，民生新增的3000多亿元投入，其中600多亿由财政直接出资，其余部分将以各种渠道融资，并带动社会资金投入。以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为例，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统筹各级财政资金等形式直接投入22.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达100亿元，仅其中每年1亿元的贴息资金就可以撬动20多亿元金融资本投入。再比如公租房建设，性投入约200亿元，市场融资500亿。500亿元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企券、社保基金和商业保险公司保费融资等。虽然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贷款，但投用后，可以用租金来支付融资利息，基本现金流平衡。
第二是发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撑作用。观察重庆的共富径可以发现，国企充当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先行者”与“主力军”，成为地方党委治市理政的重要经济力量。去年，重庆国企资产达到1.25万亿，成为全国第四个跨进“万亿国资”的省市。重庆民生投入近年来做到只增不减，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发挥了“第三财政”的支撑作用。现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撑了平均每年400多亿元的公益设施、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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